何鏡堂：視建筑創作為歷史的責任

　　年逾七旬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有多忙？

　　由于設計的作品遍布全國，又常被邀請到各地講學交流，近幾年他每年都乘飛機100次以上；他擔任著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和建筑設計研究院的院長，除出差外，每天都會來到學院，常與同事、學生開會討論到深夜……

　　雖然繁忙，何鏡堂說自己是幸福的：“我選擇了一條設計與研究、創作與教育相結合的道路，一條辛苦但快樂的道路。”

　　傳承創新的“兩觀”“三性”

      何鏡堂自幼受嶺南文化熏陶，后考入華南理工大學，師從嶺南建筑大師夏昌世，對建筑設計產生了初步的哲學思考。他回憶說：“在華南理工大學求學時我開始領悟到，建筑從縱的方面受歷史的影響，從橫的方面受經濟社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所以做建筑要整體來考慮，善抓主要矛盾。”

      深圳科學館、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鴉片戰爭海戰博物館……一個個優秀作品，讓何鏡堂在設計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兩觀”（整體觀、可持續發展觀）、“三性”（地域性、文化性和時代性）的建筑哲理和創作思想。

      “兩觀”、“三性”理論強調把建筑創作看成系統工程，既滿足現代人使用需求，又有利于以后的持續發展。其中，地域是建筑賴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內涵和品位，時代性體現建筑的精神和發展，三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這一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何鏡堂在傳承中逐步完成了對早期嶺南建筑學派創作理論的創新，從而成為當代嶺南建筑學派“承上啟下，薪火相傳”的關鍵人物。

      1994年，何鏡堂獲得“中國工程設計大師”稱號；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01年榮膺中國建筑界最高榮譽首屆梁思成建筑獎；在建國60周年時，全國評選出建國以來300個建筑創作大獎，何鏡堂有13項作品入選，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獲獎最多的建筑師。

      作品出自“一家人”

      每當有客人來到工作室，何鏡堂都會帶著客人參觀一面貼著成員笑臉照的照片墻，上面“我們一家人”五個字溢出團隊濃濃的暖意。

      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倪陽是其中一位“家庭成員”，他用“高瞻遠矚”來形容何鏡堂院士。倪陽回憶說，過去華工設計院的行業地位并不高，但何鏡堂一直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向每一位新成員描繪著自己的美好愿景，經過多年的共同奮斗，“當年看起來有些虛幻的愿景全部實現了，甚至超乎想象。”

      成功的秘訣何在？

      “人才和精品！有了這兩樣，其他一切迎刃而解。”何鏡堂這樣回答。

      他說：“我所有的成果都是跟我的團隊、學生、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的成果，因為一個建筑不是個人的成果，一個建筑師離開團隊做不出東西來”。為此，他一方面不斷引進優秀人才，另一方面給團隊成員提供深造機會，還有意讓青年骨干參加甚至負責一些重點工程項目，讓年輕人在實踐中迅速成長。

      作為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總設計師，在完成這一宏大工程時，就有多位學生參與其中。為什么要讓學生加入這樣舉世矚目的項目？何鏡堂說，建筑科學是多學科交叉領域，空中樓閣式的教學培養不出合格的人才。“我們就是要把建筑設計與建筑教學相結合，建筑研究與建筑人才培養相結合，既出作品，又出人才！”

      這一理念很好地踐行了華南理工大學高素質、“三創型”（創新、創造、創業）、國際化專門人才的培養目標。在承擔重要教學任務的同時，建筑設計研究院還成為整個建筑學院乃至全校教學實踐的平臺，為相關專業的學生參與實踐、了解實際工程設計提供了機會。

      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浙江大學新校區、廣州珠江新城西塔、北京奧運會羽毛球館及摔跤館、廣州國際會展中心……何鏡堂的代表作品太多太多，但被問起自己最自豪的作品，何鏡堂的回答是“東方之冠、鼎盛中華”的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和“悲愴動人、氣宇萬千”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他說：“這兩個作品恰如中國從災難走向復興的兩個坐標，能夠有幸參與其中，我感到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何鏡堂愿意擔負起這份歷史賦予的責任，他表示：“是整個社會在推著你往前走，你不走，會對不起這個社會。”